近代早期的未婚妇女放贷的活动是其改善经济处境的重要手段

近代早期的未婚妇女虽然在经济地位上不如男性,也逊色于寡妇和已婚妇女,但是却比我们预设的要更加广泛和积极地涉足放贷活动。她们活跃于正式和非正式的放贷市场中,既向私人也向政府提供贷款。她们的放贷活动虽以小额的消费性贷款为主,但也能参与到较大金额的生产性投资当中。凭借放贷,她们不仅在整体上改善了经济处境,增强了保持单身的信心和能力,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私人和政府渡过经济难关。从更大的方面来说,她们还为资本主义农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部分资金支持。对这一主题的考察也有利于修正我们对未婚妇女经济生活的刻板认识。在传统的妇女史研究当中,我们总以悲观的态度看待未婚妇女的经济处境——由于没有丈夫的经济支持,绝大部分未婚妇女都在低报酬、不稳定性和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艰难度日。对未婚妇女放贷活动的研究则证实了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事实上,对不少未婚妇女来说,放贷活动也是其改善经济处境并获得安全感的重要手段,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却被我们的历史研究所忽视。

未婚妇女的放贷活动还具有相当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对其个人而言,放贷活动不仅增加了她们的经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她们保持单身的信心和能力,而且通过帮助个人和家庭渡过经济难关,活跃了亲属、朋友和邻里关系。就国家发展而言,未婚妇女的放贷活动也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而构成了英国经济变化的一项驱动力。从经济层面上来看,放贷在总体上增加了未婚妇女的收入,改善了她们的经济处境。在近代早期,特别是16—17世纪早期这样一个通货膨胀的时期,单纯地存钱显然会降低货币的购买力。在1500—1619的12个十年期里,只有3个十年期在结束的时候比开始时的货币购买力有所上升,但幅度仅有1%;在另外3个十年期里,货币的价值下降了4%~10%;还有5个十年期货币贬值了14%~20%;在通货膨胀最为严重的16世纪40年代,货币购买力甚至下降了38%。

面对通货膨胀,将钱放贷出去显然是一项不错的应对手段,且能带来一定收益。据哈里森的研究,1560—1660年最常见的年利率是10%,到1661年,年利率普遍降至6%。1713年,议会通过了《降低利率法案》,将法定利率上限进一步降到了5%。即便利率下降,这对放贷者来说已是相当丰厚的回报了。根据唐纳德·伍德沃的计算,近代早期享受一种相对有营养的饮食大概需要每人每天2~3便士,也就是说一年在饮食上的花销大致为3~5英镑。这只需要未婚妇女成功贷出去30~80英镑所产生的利润便可以满足。从皮克斯特雷的样本来看,在1600—1625年间切斯特的未婚妇女中有将近一半的人都至少放出了30英镑的贷款。到了17世纪60年代后,未婚妇女贷出的金额均已有了较大增长,收益也随之上升。除林肯郡之外,未婚妇女通过放贷所获得的平均收益都已超过5英镑。富裕未婚妇女的放贷收入更是不容小觑。

杰弗里斯在1639年的利息收入就已经达到了数百英镑。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未婚妇女一定能靠放贷过活,但放贷产生利息或多或少地增加了未婚妇女的收入。虽然任何放贷都存在风险,但随着未婚妇女放贷金额的增加,理论上她们能相应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未婚妇女的放贷活动也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虽然高利贷在中世纪就已出现,但直到16世纪才逐渐从教会法庭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转而置于一系列世俗法律的引导和规范之下并于1660年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放贷活动的世俗化和合法化实则反映了放贷活动对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重要性。虽然大部分未婚妇女的经济实力有限,但其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在经历15世纪的经济低迷之后,自16世纪20年代英国的人口开始重新增长,农工商业强劲发展,各阶层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日渐提高。然而,经济发展却加剧了贫富分化。保罗·斯莱克估计,“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贫困人口大概占5%~20%左右,在16世纪90年代末期的经济困难年景,肯特郡的贫困度达到了21%”。

不仅贫困人口,就连人数众多的工资赚取者、小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也都会遇到手头困难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短期的小额借贷便成为男男女女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未婚妇女的则很好地满足了个人和家庭的需要。博古次卡(M.Bogucka)强调了借贷活动在平衡家庭预算上的关键作用。B.勒米尔(B.Lemire)也在研究中证实了小规模的借贷活动之于17—18世纪家庭运转的重要性。另外,未婚妇女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地方政府走出经济困境。如前文所述,她们不仅在地方政府的债权人名单中占据着相当比例,而且其放贷活动贯穿整个地方经济的低迷时代。例如,17世纪初南安普顿作为奢侈品和长途贸易港口的地位明显下降,加上新织物生意的严重不景气,市政府不得不从它的居民那里借钱来解决问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南安普顿的经济回升。与这一经济走势相伴随的是,未婚妇女出现在市政府债权人名单上的时间也从17世纪10年代持续到17世纪90年代。

通过帮助私人和政府,未婚妇女活跃了亲属、朋友、邻里甚至是更广阔社会关系网络,增强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伊莉斯·M.德米纳尔(EliseM.Dermineur)断言,单身妇女的放贷活动能够让其赢得更多的社会宽容和尊重,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谢泼德也指出,放贷活动能让已婚妇女成为其街坊邻居甚至是更广阔地区居民的庇护人。对未婚妇女来说,情况同样如此。虽然不能肯定未婚妇女的放贷活动是否能够赋予其权力,但是手握资源的她们显然是那些想要获得贷款的社会成员应小心对待甚至是尽力讨好之人。她们在借贷关系中的主导和优势地位有利于改善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增强其社会影响力。

如果我们站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来看,未婚妇女的放贷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信贷活动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往往需要发达的信贷业与之相匹配。然而,直到1694年英格兰银行才成立,遍布全国的银行网络还未建立。这一现状迫使英国的资本主义农工商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民间信贷资金的支持。17世纪晚期英国重商主义者查尔斯·戴夫南特就指出,“这一国家的工商业一直都更多地通过信贷资金来开展,而不是依靠本金来维持运作”。过去,经济史学家认为乡村工业的资金来源于城市商人,但迈克·泽尔(MichaelZell)在充分研究乡村羊毛布商的遗嘱、日记、账本等的基础上提出:虽然不可否认城市商人对乡村工业的渗透,但事实上信贷和地方资金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18世纪的泰因赛德地区的企业家来说,贷款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例如,丝绸制造商乔治·考陶尔德(GeorgeCourtauld)在埃塞克斯建立自己的工场之后,便从他的姐妹和朋友那里借了一大笔钱来维持运转。在这一大幕景下,活跃于信贷市场的未婚妇女自然也给地方农业、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那些贷款给南安普顿工商业者的人中有相当部分都是未婚妇女。诸如杰弗里斯、皮尼一类操纵着上千英镑贷款的富裕未婚妇女自然也是农场主和大商人在扩大生产和经营时所依赖的对象。

虽然,绝大多数未婚妇女所能提供的贷款金额并不大,但她们也能采用“联合放贷”的形式给需要大笔资金的工商业者提供援助。1668年,牛津的简·福特(JaneFord)就联合其他人一起凑足了110英镑贷给一个伯克夏的约曼农。皮尼也经常与弟弟一起投资,以便向债务人提供更大金额的贷款。